有时我听见主的音乐

你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初没听爸爸的话

你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初没听爸爸的话

——观影冯小刚·《忠犬八公》有感 现在这些影评人都是怎么了?一上来就把冯导这部立意深刻入骨的佳作,拿去和日本和美国版本的同名作品一通比较、数落高低。好端端的一道足以点醒国人灵魂、足以剖析中国式女权家庭病根、足以诠释家族兴旺秘密的饕餮盛宴,却是被消费成了仅仅是很好哭的煽情快餐。 如果从头到尾你只觉得狗狗八筒很可怜,那只能说这部电影的营养,你一点都没有吸收到。八筒并非只是单纯的一只宠物,实际上他是一双清澈的眼睛,能带你看透这悲惨世界背后的真相。 陈教授就是千千万万在当今中国不拘一格、修身齐家、无怨无悔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攀附权贵。而太太李佳珍则是无知无识、鼠目寸光、外强中干、只会在丈夫面前作威作福、妄图靠小聪明不劳而获的典型小市民。 李佳珍对于这个本来开局形式大好的家庭,带来的是毁灭式的打击: 也有些看官说,这是大时代中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淘汰,狗狗的加入也无法阻止这个家庭的没落。哼,大错特错! 如果这一家每个人都能听爸爸的话: 让人扼腕叹息的并不是狗狗最后累死在没有爱的家庭中,因为他已经解脱了,被他最爱的主人接去了天上;最让人遗憾的直到最后,这四位有人类智慧的家人,却不知道他们最对不起的并不是这个狗狗,而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在乎过的、没有听他的话的、却对他们给予了最深沉的爱意的爸爸(老公)。 如果恰巧你和我一样,也有这样一对与影片角色类似的父母,恰好你也因为没有听爸爸的话而走过一些弯路,没关系,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看:冯小刚·《忠犬八公》吧。

为什么你总是不假思索的相信瑞士手表

为什么你总是不假思索的相信瑞士手表

提起手表,人们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Swiss Made。的确,和瑞士的山峦、奶酪、巧克力和银行一样,瑞士手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是瑞士人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已然成为瑞士的一种象征。数百年来,瑞士钟表制造技术和工艺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良好的传承,钟表业不仅为瑞士创造了无限的商机,也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瑞士几乎垄断了高级钟表的国际市场,这个国家每年大约生产3000万块钟表,占全世界钟表制造的2.5%,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与此同时,瑞士表业占世界贵重钟表的份额却高达50%以上,据粗略估计,在全球售出的1000瑞郎(1瑞士法郎=1.01美元)以上的手表中,95%都是瑞士制造!!! 名气越大价格越贵,卖得越好!“如果到了50岁还没戴上劳力士,那就算白活了” – 法国广告商人Jacques Séguéla的这句经典评论有力地印证出这一知名品牌在奢侈品界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从罗杰·费德勒到布拉德·皮特,再到萨科齐,无数名流的手腕上都佩戴过这一品牌的瑞士名表。 位于瑞士和法国边境的侏罗山脉,从日内瓦到巴塞尔的谷地在崇山峻岭中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360公里。从南端的隆河一直伸展到北部的莱茵河,其间既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也有错落有致的湖泊、湛蓝如洗的天空、郁郁葱葱的树林、如盘亦如镜的大小湖泊,以及清新而毫无污染的空气,无不令人心旷神怡。 日内瓦的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劳力士、伯爵、肖邦;汝山谷的爱彼、积家、宝珀、宝玑;力洛克的天梭、雅典;格轮兴的梅花、百年灵;比安的欧米茄;沙夫豪森的万国……在这个谷地散落的近三十个村镇和城市,不仅是瑞士钟表绝大多数钟表品牌的诞生地和生产地,还汇集了众多的精品店、博物馆和钟表学校。这几乎就是瑞士钟表制造行业的地图,大名鼎鼎的日内瓦钟表展和巴塞尔钟表珠宝展如同上下两个关卡,这中间狭长的一条侏罗山脉便是活生生的钟表传奇,成为了享誉全球、当之无愧的“钟表谷”。 瑞士制表业星系图显示了2015年瑞士各钟表企业的营业额估值,为了有所参照,图表中收入了苹果智能手表 的数值。 近些年,瑞士汝拉地区的钟表工业发展主要依靠跨境工作的法国工人以及意大利女性工人,他们的人数占所有工人的三分之一。这似乎也形成了某种历史的回归,因为16世纪中叶,正是法国的新教徒难民把制表工艺传入了瑞士。 加尔文是新教改革家,他原是法国人。因为加尔文,上帝兴起了两个伟大的国度,一个是瑞士,另外一个是美国。美国是新教国,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加尔文和瑞士的关系是这样的。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新派别(加尔文派),又译雨格诺派。因为该派反对国王专政,并于1562~1598年间和法国天主教派发生胡格诺战争,后因南特敕令而得到合法地位。后来南特法令被废除后,加尔文派教徒从法国逃到了瑞士,避难在日内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熟练的钟表匠。加尔文佩戴珠宝被教廷定罪事件发生后,100多名日内瓦的金匠从此丢掉了饭碗,这些人是瑞士精通雕刻、打磨、凿制和创造饰物的普通工人,同时也是优秀的机械师。在避难生活中,加尔文派新教徒钟表匠经常在日内瓦湖畔与当地的瑞士金匠交流经验。最终在此城聚集了500多名钟表匠,在1601年,他们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制表公司。从此瑞士手表业称霸天下,瑞士手表特别是劳力士是坚固,耐用,精准的标志。 上帝厚恩赐予的工匠精神:上帝管理着瑞士手表制造的全过程! 没有上帝的诫命和真道的指引,就没有Do what is right效能和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实际上是用神的最高标准和要求来指导产品设计、质量管理和生产全过程……。工匠精神可以从瑞士制表匠的例子上一窥究竟。瑞士制表商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每一块手表都精心打磨、专心雕琢、他们用心制造产品的态度就是工匠精神的思维和理念。在工匠们的眼里,只有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制造的一丝不苟、对完美的孜孜追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正是凭着这种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瑞士手表得以誉满天下、畅销世界、成为经典。 有一段唐崇荣牧师的视频资料显示瑞士手表就是瑞士人用上帝的最高标准和要求来指导手表产品的设计、质量管理和生产全过程:【做手表最好的国家是瑞士。为什么瑞士手表做得最好?因为瑞士人自从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的影响以后,他们没有随便做事情了,每一件事必须准确性、完整性、调和性、耐用性、实用性、设计的美观性,必须是在上帝所指引的正确的路径上用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做完美、做到精益求精、做到极致和最高境界,做到最大限度地接近上帝的绝对正确,做一切事情都是这样讲究得不得了。在瑞士有一些山里面,有很多的家庭,是几百年没有离开过那个乡村,他们从500年前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就接受了一个思想: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做到绝对正确或最大限度地接近上帝的绝对正确,而且做到神喜欢你。他们的工作感,这么一个工作精神(ethic … Read More “为什么你总是不假思索的相信瑞士手表”

第九篇 看宗教主导世界格局

第九篇 看宗教主导世界格局

引子:美国东部时间2011年5月1日,巴基斯坦当地时间当地2011年5月2日,经由总统奥巴马亲自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协同指挥,美国海豹特种部队在一次代号为“海神之矛”(Operation Neptune Spear)军事行动中,在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比拉尔市镇的隐匿建筑中成功击毙了911事件的重要嫌犯、同时也是伊斯兰教激进派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 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政治较量已越来越多地以宗教冲突、宗教纠纷或宗教自由、宗教人权问题之争的形式来表现。宗教问题已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起着直接的作用。世人关注及担忧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等亦可能与宗教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敏感而复杂的联系。 一、为什么恐怖 现在,几乎所有恐怖主义都来自伊斯兰世界,恐怖分子几乎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就不免让人疑惑,是不是伊斯兰教有什么问题?这个宗教是不是已经成了恐怖主义思潮的来源? 看上去的确如此。人们果然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找到了发动圣战、武力消灭异教徒的内容。可是,你同样能在《圣经》或犹太教经典中找到类似内容。实际上,同属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强调信仰纯正、排斥异教徒和异端、主张使用武力、号召为宗教牺牲等方面,共同点颇多。 根据经典来判断宗教的本质,很不可靠。决定宗教形态的,是教徒的行为,而不是古老经书上的文字。实际上,在《古兰经》《圣经》《塔木德》这种包罗万象、语义复杂、解释庞杂的经书中,人们可以找到任何他想要找到的内容。不是有人在《易经》中找到了计算机的起源吗? 现代化的起源是英美。对其他国家来说,现代化其实就是英美化,政治、法律、经济,甚至生活方式都英美化。议会制、独立司法、私有产权、市场经济这些现代化要素,起初只是英国的“本土特色”,现在却成了全球各国的“默认选项”。英国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这是因为起源于英国的西服已经成了全世界男士的正装。牛仔裤也不是美国人只在过节时穿的民族特色服装。 由于这种情况,英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体验到或多或少的失落感。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古老文明被边缘化,必须改弦更张另行打造一套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既不轻松,也不愉快。 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本不应该像今天这样成为西方的附庸。石油带来的滚滚美元,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很快赶上并超过西方,一举摆脱西方附庸的地位。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个天真的幻想。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不是那么容易打造出来的。即使油价上涨超过十倍,阿拉伯国家依然没有摆脱西方附庸的地位。军事上和以色列的屡战屡败,加剧了阿拉伯人的屈辱感和挫败感。 曾经,阿拉伯精英非常向往西方。他们乐于到西方的大学留学,热衷于效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但随着赶超西方的努力一再失败,直至彻底无望,他们对西方的态度转为嫉恨。这是典型的文明失落带来的负面情绪。在这种情绪刺激之下,上层精英的不满,扩散到社会底层就成为直接诉诸暴力的愤怒和仇恨。西方世界成了他们所有现实失败的根源和罪人。 虽然如此,由于实力很弱,阿拉伯世界的愤怒仇恨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一直到苏军撤出阿富汗,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都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苏俄这样的大流氓。任何一个大流氓都可以轻松压制阿拉伯人。以苏军撤出阿富汗为标志,大流氓的表演落幕了。原来根本不值一提的小流氓、小小流氓、土混纷纷登场…… 二、解决之道 对极端分子来说,最大的、他们要极力避免的就是现实。只有远离现实,他们才能保持极端性和吸引力。在他们彻底性、决绝性偏激观点的对比下,考虑现实的人看上去是那么软弱、动摇、啰嗦。极端分子的极端性甚至具有某种强烈的美感。不谙世事的青少年最容易被这一套迷住,不能自拔。 不幸的是,由于出生率高,阿拉伯国家人口中青年人的比例很高。这其实是极端主义流行的重要基础。青年人多的社会,本来就容易不稳定,现在又面对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极端主张。阿拉伯年轻人被迷惑,确实很难避免。从这个意义说,恐怖主义其实也是个青年问题。 中东地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好几代青少年因为政治封闭和资源诅咒被剥夺了通过商业、市场、挣钱真切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机会。在同龄人学习社会知识、赚钱本领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埋头学习经书,而且学的是别人有意挑出来专门让他们学的偏激言词。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中找到自食其力的工作。他们唯一的去向就是成为极端恐怖组织的炮灰或者魔头。 因为必须远离现实,所以今天的恐怖分子注定不可能像纳粹等大流氓那样真正做大,从实力层面威胁文明世界。极端主义稍为做大,比如大到叙利亚国家那样大,就必然要陷入各种现实事务中去。当他们开始统治、管理国家,而不是破坏国家时,他们同样要修路、建医院、弄亮路灯、疏通下水道、运来粮食、运走垃圾、修缮清真寺、建造加油站、抓小偷和禁止乱停车……现实中的种种琐碎、具体事务,是化解激情和不切实际幻想的最佳利器。 因此,对极端分子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就是迫使他们到现实中去。国家的政治、经济必须做到真实的开放,把极端分子容纳到体制中去,让他们也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如此一来,极端性必然钝化。他们也会变得软弱、动摇、啰里啰唆,会更多地看账本,更少地读经书。宗教很好,周五不妨去清真寺做礼拜;但做生意赚钱,劳驾把那份市场调查报告递给我。 在消弭分歧、化解极端、让截然不同的人也能互相协作、友好相处方面,资本主义及其商业有一整套解决方案。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最早出现在荷兰。荷兰的交易所里,在其他地方厮杀不休、势不两立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被生意联系到了一起,和平而热烈地讨论价格、交货期、质量、借贷这些俗事。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宗教、哪个文明能抗拒商业的这种巨大力量。 … Read More “第九篇 看宗教主导世界格局”

第八篇 探异国风情宗教先行

第八篇 探异国风情宗教先行

上图是2003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绘制的2002年世界主要宗教信仰分布图。根据图例所示,黄色代表天主教,橙色代表新教,鲜红色代表其他各派基督教,暗红色代表东正教,紫红色代表东方正教,浅蓝色代表摩门教,天蓝色代表伊斯兰教逊尼派,深蓝色代表伊斯兰教什叶派,草绿色代表犹太教、淡绿色代表佛教,鲜绿色代表日本神道教和佛教。粉色代表印度教,深紫色代表锡克教,浅紫色代表原始宗教,黑色代表没有占支配地位的宗教的地区,白色代表无人居住的地区。 宗教回应了人们深层的精神诉求,世界上大部分人拥有宗教信仰。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是世界上少数大多数人不信教的民族,对于中国人来说,了解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对于理解各地文化和国际关系尤为重要。由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交错杂居,人们不可能严格的按照所信仰的宗教分隔居住,这幅地图只能大致表示每种宗教占优势地区的地区。每种宗教占优势地区的边界,一般和国界并不重合。 图的中央偏下方,画出了代表基督教各派的十字架、代表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古兰经文、代表印度教的OM标示、代表佛教的法轮和代表犹太教的六芒星。 一、基督教各教派在欧美占优势 中国人一般把基督教粗略的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其中东正教和新教可以分为多个教派。公元前一世纪基督教从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曾遭受统治该地区的罗马帝国迫害,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帝国境内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的经典《旧约》来自于犹太教,但比犹太教多一部经典《新约》。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诞生于约公元前两千年。在公元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中,欧洲基督教君主国试图夺取被看做“圣地”的耶路撒冷地区,最终没能成功。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原来的天主教中分化出各派新教。随着15世纪末以后近代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天主教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很多殖民地占据优势,新教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占据优势。 如图所示,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包括欧洲的法国、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斯洛伐克等国和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国和亚洲的菲律宾。天主教以住在梵蒂冈的教皇为领袖。图中的“新教(protestants)占优势的国家包括欧洲的英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洲的纳米比亚等国。图中的“其他各派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德国、荷兰、瑞士,非洲的南非、加蓬,大洋洲的新西兰等国。中国一般把图中所示的“新教”和“其他教派基督教”统称为“新教”或“基督教”(狭义的)。这些教派不尊奉教皇,也没有封圣的传统。 非常有趣的是,基督教在东亚地区最晚传播到的韩国,韩国是继菲律宾和东帝汶之后的亚洲第三个以基督信仰为主的国家。与菲律宾和东帝汶不同的是,韩国的基督宗教盛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在伴随着反抗殖民统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传入半岛是19世纪末,在日本殖民时代,朝鲜人不准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只有在当时的基督教会里可以例外。当时有许多朝鲜人是为了学习民族语言而信仰基督教的。在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里,基督教无形中扮演了一个民族救世主的角色,这为基督教后来在韩国的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当韩国陷入极度贫困、饥饿与绝望的境地时,美国基督教会提供了大批的粮食衣服,这使许多韩国人对美国基督教会深怀感恩之心,许多人因此而皈依基督教。从五十年代至今,基督教在韩国社会的大发展,与此有很大关系。从北面的首尔到南部的济州岛,从大城市到偏远的山区小镇,各种风格及大小不一的教堂随处可见,比基督教发展和兴盛之地的欧洲大陆还要普及,真可谓“上帝与你同在”,韩国甚至涌现出许多敢于前往伊斯兰教地区和国家传道的神父。每到夜晚,霓虹灯装饰的十字架闪烁着红光,成为韩国夜间的一大景观,同时使传统根基深厚的佛教和儒家学教的影响力都因此日渐衰退,只在日常生活和伦理上占居重要地位,显示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东正教占优势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如图所示,俄罗斯的西南部、后贝加尔和远东地区,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是东正教占优势。自从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天主教(西方教会)和东正教(东方教会)的界限一直位于今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边界附近。东正教会一直没有发展出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教权,一般受到世俗政权(如沙皇宫廷和苏联政府的控制)。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就曾借助东正教会的力量来唤起国内的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爱国热情。 此外,埃塞尔比亚的基督徒,大多属于一种古老的东方基督教(Churchs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并不相同。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徒,多数也属于东方基督教。 摩门教常被看做基督教的一个支系,而在本图中,摩门教被视为独立的宗教。摩门教徒主要位于美国的犹他州,1830年,史密斯创立首个摩门教会,此后相继出版《诫命书》和《教义和诸约》,其中提倡一夫多妻制。史密斯辞世后,杨百翰作为继承人,继续传播摩门教,犹他州盐湖城遂成摩门教总部,教名为“末世圣徒教会”。 目前,摩门教声称在全世界有1400余万信徒,大部分信徒已经不再坚持一夫多妻。自1996年后,在美国以外的摩门教徒人数超过美国本土信众人数。如今,摩门教徒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主要集中在犹他州、加利福尼亚州、爱达荷州等地。2012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就是摩门教徒,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也曾参加共和党内预选,他也是摩门教徒。 二、伊斯兰教在西亚中亚和北非占优势 公元前六世纪,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早期教义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伊斯兰教的经典为《古兰经》(又译为《可兰经》),记载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传教、立教的言行的《圣训》也很重要。直到今天,《古兰经》和《圣训》还是很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立法来源。随着阿拉伯帝国的陆上扩张和阿拉伯商人的渡海前进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今天,伊斯兰教在所有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叙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摩洛哥等)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亚洲国家及马里、索马里、乍得、毛里塔尼亚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占优势,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共和国、高加索各共和国及中国的新疆地区也有分布。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五大民族中,前四大民族的民众都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主流派是逊尼派,什叶派在伊朗和伊拉克南部占人口优势。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在叙利亚长期控制政权,但叙利亚人口多数为逊尼派,这成为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的重要原因。在叙利亚内战中,什叶派为主的伊朗支持政府军;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等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支持反对派武装;逊尼派和什叶派力量比较均衡的伊拉克和黎巴嫩政府则持相对中立的态度。 三、佛教流行于东亚,印度教兴盛于南亚 佛教是世界现存主要宗教中历史最长的,公元前七世纪发源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逐步传播到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今天佛教在中国的蒙古族和藏族地区、不丹、斯里兰卡、蒙古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及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占优势。由坚持马列主义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的老挝,也在宪法中把佛教定为国教。日本的佛教也很兴旺。不少学者认为,在主要宗教中,佛教的教义最接近于无神论。 印度教形成于公元八世纪,综合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宗教的教义。印度教目前在印度和尼泊尔占支配地位。锡克教产生于15世纪的南亚旁遮普地区,传统上终生蓄长须发、戴发梳、穿短裤、身佩短剑、戴手镯。在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锡克教徒主要生活在印度。 … Read More “第八篇 探异国风情宗教先行”

第七篇 宗教与科学骨肉相连

第七篇 宗教与科学骨肉相连

诗篇19:1~3 “诸天诉说 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2017年8月21日的日全食刚刚发生过,相信很多人都亲眼见证了这个天文奇观。透过精确的数学模型演算,在太阳系有九大行星以及数十颗卫星,仅仅只有地球上可以看见完美的日全食。这究竟只是一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巧合,还是神给人一个莫大的礼物呢?如果这是神借着万物向我们说话,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去聆听呢? 一、阐述世界的两种角度 关于基督信仰和科学之间的论争古已有之,随着理性主义的高涨,一些唯物主义者以理性解释这个世界,却忽略了理性和科学也有其局限和片面。历史上,教会对于科学和信仰问题的处理方案也显草率,建立正确的科学观依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践信仰。 受启蒙运动的影响,19世纪,崇智主义逐渐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他们依靠个人的理性寻求世界的奥秘,不再单纯接受教会传统的教导。随着所谓的思想解放,民族主义逐渐兴起,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反抗国家和教会强加的信仰,处于上层阶级的教会在这期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思想上,教会经历了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冲击,信仰被视为迷信和落后的精神产物;在社会层面,教会的权力被政府所干涉甚至把控(美福神学院《教会历史Ⅱ》17课讲义。)总的来说,教会在19—20世纪受到了科学和政治双方面的挑战,经过这两个世纪,教会不仅由原本的统治阶级转变成受管的民间机构,更是在社会文化和思想潮流中,退居次要地位。(美福神学院《教会历史Ⅱ》17课讲义)。 唯物主义并不是因着进化论符合科学而相信进化,而是因为选择无神论之后,进化论成为其最好的表述出路。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自进化论发表到现在,150多年来,现代进化论科学家仍然不能成功地答复批判者,化石记载完全不能证实物种中间有连环,也没有足够时间让进化发生,也没有发现可信的进化转变作用(韦尔登《进化论与创造论的真相》8页)。 相对于真正的科学乃是依赖可证实的理论或可观察的事实来说,进化论不属于科学,它只是一种没有理论支持的臆想和假说。因此,进化论本身并不符合科学,乃是自然主义形而上学领导了科学,或者说,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制造了符合它的科学。引用伏尔泰的一句名言:“即使没有达尔文,实证主义者也要创造一个出来。” 另外,我们看到,科学主义者试图将人类社会活动全部置于科学原则的管理之下,按照严谨的理性态度来生活,这本身也已经侵害到他们人本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并且其危害性也极大。不论是人,还是社会,本身都不是能以全科学理论或理性主义管理的,其根本原因是人不仅有物质的成分,还有灵的部分,唯物主义者忽略了人的灵里的道德性及罪性,以理性、机械化的方式解释世界,寻求乌托邦的世界,乃是缘木求鱼。 由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人为制造的对立冲突 ;因着他们个人的局限,在并不确切明了的情况下,超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甚至攻击(里程《游子吟》103-106页),导致现在许多无神论者甚至教会中的信徒,都将科学与信仰放在了敌对的两面,这是十分可惜的。 二、信仰阻碍科学吗 有人说,正是对神的信仰才禁锢了人的思想,泯灭了人的创造力,非也。我们在此先不讨论信仰如何,仅举几个简单的实例看看。下列科学家,一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防腐外科(手术)–利斯特,细菌学–巴斯德,微积分学、动力学–牛顿,天体力学–开普勒,化学–波义耳,比较解剖学–居维叶,计算机科学–巴贝奇,空间分析–瑞利,电子学–弗莱明,电动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法拉第,遗传学–孟德尔,冰河地理学–阿加西斯,妇科医学–辛普森,水道测量学–莫里,流体静力学–巴斯卡…… 学界公认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是哥白尼,他老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其天文观测和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信仰和教廷服务。是为了证明上帝的荣光。 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伦琴,当他发现射线后,并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去命名,而是根据《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的内容,取希腊文“基督”的第一个字母“X”为名,称为X射线,或称X光,即基督耶稣之光。 伽利略亦然,他老人家被教廷迫害不是因为坚持日心说,而是因为写书喷教皇。 牛顿和开普勒亦然。 … Read More “第七篇 宗教与科学骨肉相连”

第六篇 进化论背后包藏祸心

第六篇 进化论背后包藏祸心

一、进化论的由来与发展 1.起源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甚至达尔文也不曾想象得到这一本书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有何等的深远,它不仅影响了生物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科学、社会、宗教、文化、教育、法律…… 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达尔文主要记述了他在 Galapagos 群岛的观察研究。该群岛位于赤道附近的太平洋上,属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一八三五年,达尔文随猎犬号(HMS Beagle)船,第一次来到这里。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并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特别是达尔文观察到一些鸟类(Darwin’s finches)的生物性状随环境改变而改变,比如鸟嘴的形状受食物的影响 。 2.证据陈述 a)胚胎重演论 大多数高中生物学课本中都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图,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Bodleian图书馆,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纪德国Jena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Ernst … Read More “第六篇 进化论背后包藏祸心”

第五篇 思潮涌动的亚洲友邻

第五篇 思潮涌动的亚洲友邻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新航路之后,西方开始了对外长达近四百年的殖民时代,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文化对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渗透。尤其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文化以一种优胜者的心态与气势,带着复杂而难以名言的动机,长驱直取广大东方民族地区,与东方民族传统文化发生程度不一的碰撞、交融和整合,东方文化遂于此阶段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向近代化的转型。 一、印度传统文化的近代变异 在亚洲,印度可谓是受西方文化冲击最早、影响最深的国家。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侵入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霸权的建立,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以致印度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并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逐渐形成一种英—印复合型文化。 印度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发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次大陆的输入与传播。一般认为,西方基督教出啊如印度是公元4世纪。到17至18世纪中叶,基督教在次大陆的传播、扩展逐步得到强化、随着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资本注意文明的冲击和渗透,19世纪初期以后,一批出身于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勇于吸纳西方文化有益成分的同时,深感其传统的宗教意识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于是发出了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呼声。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尊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姆·摩罕·罗易(1774—1833)于1828年在加尔各答创立了近代第一个印度教改革团体“梵社”。该组织在宣传新的宗教思想、兴办新型学校、传播西方科技和鼓励国民参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英国政府印度以后,西方文化对印度的冲击和影响在教育领域里表现出最为明显和深远的改变。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当局把英语教育逐步引入印度,以适应时势的要求,现代教育制度也因此在印度确立。1857年,仿照伦敦大学模式的印度第一所大学——加尔各答大学正式创建。它标志着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在印度的确立。这一方面刺激了不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与观念的印度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与扩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印度新兴资产阶级和近现代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此间也诞生了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1913)——泰戈尔。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也是西方工业文明输入和影响的结果。英国为例便于和确保军事、行政和经济上对印度的控制,带来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如测量学、三角和几何学、水文地理和地质学,并建立了几十个相关的科研机构。印度科学家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甚至在个别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物理学家拉曼博士(1888—1970),因发现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光的组合散射现象——“拉曼效应”,而获得了193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日本以教育立国 在今天的日本有一所久负盛名的世界顶尖大学——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亦称庆应大学,简称庆大。作为日本顶级私立大学的庆应,其政法、经济、商科、医学等方面最为突出,它是亚太顶尖大学组织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五所日本成员校之一,在全球500强企业CEO校友数世界排名第9,日本大学毕业生成为上市公司社长数量排名第一,日本两千家最好的企业中至少十分之一的社长出身庆应。因此而有“企业家的摇篮”之称,更被认为是把握着日本经济命脉和未来的中枢学府。其前身是创立于1858年的“兰学塾”,当时是江户时代一所规模很小的传播西洋自然科学的学堂,是日本历史最为古老的私立综合大学。 日本与西方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时代,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史称“铁炮传来”;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部分西方先进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近100种书籍。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当时学习医学或学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著。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 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始人福泽渝吉,亦是今天日元最高面额纸币壹万圆上的人物,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虽然我日本国位于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洲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必犹豫,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 当时,谕吉曾有一段勉励塾生们的话,十分动人。他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他的高风亮节,诚足令人肃然起敬。 自此,福泽谕吉宣扬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逐渐成为引领日本的思想风潮,对之后的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降,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之后的历史似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命运。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的市场对美国很有吸引力,而且横渡太平洋去中国时,美国也需要一块地方作为船只的加煤站和遇难船只的保护区。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其后,受益于“明治维新”的日本以“赌上国运”的姿态对沉浸在“同光中兴”的中国展开了军事冒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戦争”)爆发。战争以清政府的一败涂地而告终,惨败于“蕞尔小邦”的事实一方面深深刺痛了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绝望中的希望——日本人可以,中国人也可以,自“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以来,中日之间的“师生关系”出现逆转。而对日本而言,这场“豪赌”为自己赢得了列强的地位,整个国家机器将在军事冒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Read More “第五篇 思潮涌动的亚洲友邻”

第四篇 门户洞开与西学猛进

第四篇 门户洞开与西学猛进

自明末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积极倡导西学,其意图在于“以西学补益王化”,这是西学得以进入中国官方学术的根本原因。所谓“会通”,就是将西学与中法的优点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补中法之不足,同时扬中法之长处,达到对旧有中法的超越,即所谓“超胜”,崇祯皇帝以及众多士大夫对此深表赞同,使得《崇祯历书》得以顺利完成,并在明末译成大批西学著作。这一积极的态度持续至清康熙年初,被“西学中源”说给取代。“康熙历狱”以后,康熙认识到西方天文数学确有优于中国传统天算学之处,他在所著的《三角形论》中讲到“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这样一种牵强附会的论道,使得中国人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西方科学技术,中国在科技和社会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西学传播中心 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发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城市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哲学口岸城市传播宗教、开办学堂和医院。此后,基督教和西学在香港和内地迅速传播开来。 香港凭借独特地理位置,包括皇后道浸信会、西人联合教堂、圣约翰教堂、长洲浸信会等各种传教团体云集于此,创办了宏艺书塾、浸信会女校、公理学校、圣保罗书院以及香港政府资助的皇家书院等等;其间出版的有关西方科学文化的著作有《华番和合通书》、《遐迩贯珍》、《算法全书》、《地理新志》、《英粤字典》等,香港的教育和出版业得以迅速发展。 在广州,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在金利埠开办惠爱医院;1850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开办男子日校,随后又开办女子日校、寄宿学塾;同期亦出版《地理略论》、《亚美利加合众国之略》、《博物新编》等著作。福州、厦门、宁波晚于广州接受西学,但也很快在2年之间开办出教会学校、医院、药房、书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5年美国长老会将它在澳门的印刷所搬到了宁波。这就是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1860年再迁往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 说到1842年以后的西学传播,就一定要讲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它是地道的西学扩散中心,史学家胡道静先生称之为“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麦都思是墨海书馆的创办人,也是行政管理人、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此外还有十多名传教士和一些中国学者协助其工作。在数学方面,有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在物理学方面,有两部重要的译著:《重学浅说》和《重学》,底本是经典的普通力学教科书。《谈天》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较详细的介绍,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力量、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都有所论述。在晚清学术界引起震动。《地理合志》介绍了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伦、海洋论等。《大英国志》讲述了从开国纪元到维多利亚王超的社会、文化、政治、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农商、军事、地理等。医学方面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直到1860年以后,美华书馆在上海取代墨海书馆成为西学传播中心,墨海书馆的地位日渐式微。 二、新式教育与教会学校 1860年9月,八国联军攻陷通州,直逼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䜣受命议和。其时,英国参赞巴夏礼已先期被俘,奕䜣命他致书联军统帅,商议和谈。巴夏礼亲书中午信一封,但旁边有英文数行。但当时朝中竟无人识得这几行英文,不知何意,不敢发信。得知有一位广东商人黄惠廉认得英文,奕䜣命其速进京,经过辨认,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区区“夷字数行”,朝中竟无人识、一来一去耽搁多日,影响战和大局,对清廷刺激极深。1862年,总理衙门接受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滕为英文教习,选定10名学生入馆学习,定名为“同文馆”。到1876年,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馆中正式规定,除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程。这一变革使同文馆由一所语言学校变为以语言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902年,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从开设至此整整40年。 由于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上海成为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集居之地、涉外事务频繁地区,所以,上海广方言馆的建立已势在必行。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疏,奏请按京师同文馆仿例照办,在上海设立学馆。李鸿章题联“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才”。广方言馆受两江总督和上海道管辖,上海道兼任学馆监督。首任监督是应宝时。学馆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又设总办一职,由制造局总办兼任。馆设监院一人,首任监院是冯桂芬。广方言馆的课程以西方和算学为主,还要学习中国的经、史、典籍、西方的天文、地理、机械制造、航海、水底攻战、西方各国的风俗政治等,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在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皆有突出贡献。 上海格致书院是最具特色的一所新式学校,它由传教士倡议创办,却又有大批中国士绅官僚参与策划、建设、管理,甚至于教学。这所新式学校着实地反映出洋务运动中中西结合的紧密,以及中国开明绅士对西方实用之学的急迫需求。这所学校非中飞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这种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学校恐怕也只有在晚清洋务运动才可见。1873年3月时任英国驻沪领事即著名传教士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提出在上海建立一所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的学校,立即得到了官府、西方人、洋行、中国士绅、商号的纷纷捐款。格致书院从英国获赠价值现银20万两的仪器和机械,法国还捐赠了陶瓷,比利时捐赠了成套的化学器皿。为放置这些仪器,格致书院从英国定做了一个大铁房子,在当时的上海轰动一时。格致书院设置了一套相当全面的西学课程提纲,包括矿物、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大类。这里平时门庭大开,任人参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技博物馆。 三、中国留学生之父 1828年深秋,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1835年,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负责教导。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1月初,容闳跟随勃朗牧师返回美国,到达纽约进入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随后入籍美国。 … Read More “第四篇 门户洞开与西学猛进”

第三篇 中西方文化初恋滋味

第三篇 中西方文化初恋滋味

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南亚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被认为是大航海时代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主要文明形态。其中,后面几种文明在政治、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曾经由比较密切的关联,唯独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文化品格。因此,以大航海时代为契机的中西初识,才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内容。传教士们在远东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使“异端”和那些还处在泛灵主义或图腾崇拜的“野蛮人”皈依,而是要面对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她迫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我文化反思。 一、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 东西文化交流具有悠久而曲折的历史,在17、18世纪,欧洲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接受。15世纪开始,欧洲人不断开辟出通往世界各大洲的新航路。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登陆,随之,传教士们纷纷踏上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传教士来华传教,重振天主教声威,同时,他们也肩负着考察中国文化制度、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任务。 西方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最初重要著作当推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1487—1637)的《大中华帝国志》。门多萨在这本书里写满了对中华帝国的景仰之情,指出中华帝国不仅有比欧洲更悠久的历史,也有比欧洲更优秀的文明。该书1585年于罗马出版,一经问世,便一版再版,7年之内竟印行了46版,并以当时的欧洲七种主要语言广为发行。其后还有杜赫德撰写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等三套巨著,影响尤大,并称为有关中国知识的三大名著,一时间,各主要儒家经典,连宋儒理学论著都有多种译本、版本或研究著作问世,流传也很广。 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生活了27年,他最善引据中国经典附会基督教义,倡导儒教、基督教同质之说。他在《二十五言》中以仁义礼智信阐发基督教义:“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耶稣会士多赞同利玛窦的儒教与基督教同质之说,努力从儒家经典中找寻其与基督教义相合的思想,互相阐发。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中国典籍。传回国内,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将中国文化反馈到欧洲。 耶稣会士力主儒学与基督教宗旨一致的文化会通观、不自觉地以中国理性改造宗教神秘主义的文化变易观,也给了启蒙思想家重要启迪。李明在《中国现状新志》中提出“孔子哲学里,理性是遍一切时间和地点”,又说“顺世随俗而不失其庄重和美的孔子态度,其严格的禁欲生活,轻视人世的富贵,尤其是在古圣贤中所罕见的特质,即孔子的礼让和谦卑,认为理性训练所成之纯粹学者,不如谓为领会神旨以改造新大陆的一人。”在这里,李明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礼赞,恰恰可以看作是启蒙思想家中国观的先驱。 众多耶稣会士有关于中国的记述不仅对欧洲宗教思想,而且对欧洲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西传,引起欧洲学术界与政治界的强烈反响,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引发了18世纪的“中国热”,也是导致启蒙运动兴起的诱因。 二、启蒙思想家激烈辩论 启蒙运动中的许多思想家对于耶稣会士所传译的中国文化典籍以及一些探险家、游客所著的游记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他们或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阐述和论述中国文化,或通过对中国文化的颂扬来论证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或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来阐述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观点。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受到的影响存成明显差异,但是,无疑中国文化对于他们成功开启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新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启蒙运动先驱莱布尼茨(1646—1716)是欧洲第一位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伟大思想家,也是第一位规划中西文化交流的宏伟蓝图的欧洲人。他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今天仿佛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或许是天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在地球上又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逐渐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引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 伏尔泰高度赞扬孔子的儒家思想。他非常推崇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安知死”的理性精神,特别赞扬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和政治道德。1775年,伏尔泰把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副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即仁义礼智信,宣扬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观,在巴黎轰动一时。 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主体上抱着否定和批评的态度。他不相信传教士对中国政府与制度的颂扬,认为中国是个典型的实行暴政的专制主义国家。他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不受法律制约,如他指出“中华旧律有大不敬之条,犯之者死。而所谓大不敬者,又无切实明晰之疏义界说,故轻重随其喜怒,无不可以周内请比者,杀其身可也,虽赤其族无不可也。” 狄德罗认为,过多的人口是中国人偏好农业、科学和艺术不能进步、普遍腐败的主要原因。他批判中国的家长制不可能产生圣洁的政府。他甚至谴责中国人太过温和与冷静。不过狄德罗对中国的批评,是富于理性精神的,而且总体上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客观的、积极的。他说道:“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学家、大地理学家,胜过这善良的人民,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和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我们将可以确定的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 三、东西古老民族的惊人巧合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过年” 是中国最悠久、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而犹太人的逾越节来源于《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相似 犹太逾越节 中华春节 起源 … Read More “第三篇 中西方文化初恋滋味”

第二篇 坐怀远人自满埋祸根

第二篇 坐怀远人自满埋祸根

对西方国家而言,建立通使关系是为了开辟贸易或保护既有的贸易利益。但整个16——18世纪里,中国始终秉持朝贡政策,等着坐怀远人,于是西方的通使往来都被视为番邦外夷输诚慕义之举。通使过程中固然有些许务实的政治经济成果,但文化的误解甚至冲突不可避免。不过通使也是中国上层人士认识欧洲人的第一渠道,欧洲人带来的“贡物”则是中国人接触欧洲物质文明的第一步。进入清朝以后,国家对外政策并不比之前开放,然而与西方国家的来往却显然日渐频繁,不仅扣关多年的荷兰、葡萄牙得以数次遣使,英国也致力寻求对话,来华贸易的国家则还有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等。 一、葡萄牙人热情造访 1.托梅·皮雷斯折戟沉沙 皮雷斯是一位王家药剂师,他到印度是为了检查香料贸易,没有任何头衔,然而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奉葡王之名,于1517年8月将其派遣出使大明。幸运的是,使团一行到达屯门港,与当地守官交涉后被允许进入广州。布政使吴廷举奏闻于朝,朝廷准许皮雷斯一行登岸,而皮雷斯关于入觐明廷递交国书并要求两个正式通商的请求经广东官员上报朝廷后,遭皇帝拒绝。皮雷斯因使命不遂不愿离去,由翻译火者亚三在广东官府的周旋活动而得以滞留广州。后火者亚三贿赂明武宗幸臣江彬,诈称马六甲使者,使团终于在1519年接到进京的命令,并于1521年随武宗经南京抵达北京。然而就在当年马六甲因葡萄牙入侵而遣使入华乞援,火者亚三的伎俩败露;更糟的是武宗随即驾崩,火者亚三失去庇护者,明世宗以其冒充马六甲使者之事情节重大而决议处斩,皮雷斯等人则发送广东监禁。系狱期间明廷曾多次要求皮雷斯致书葡王,归还所侵占的马六甲土地,以之为放其归国的条件,皮雷斯谢之以能力不及。1524年五月皮雷斯病殁于狱中,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就以这样的失败结局告终。此后直至葡萄牙人于1553年获得在中国正常贸易的许可之前,企图来中国海岸贸易的葡萄牙船只都处于中国官方的敌视和军队的驱逐之下。 2.萨尔达聂使团无功而返 康熙初年,澳门虽因汤若望(Adam Schall)之努力而免受限于迁海令,但航海贸易亦被禁止,使澳门葡人无以为生,获取食品也困难重重,日形困顿。他们多次试图通过贿赂广东官员来换取开禁,但长期无果,澳门海域对往来外国船只严加控制。1666年11月中旬,澳门议事会带信给葡萄牙印度总督,述说在澳门的艰苦状况并建议以葡王名义向北京派遣一支使团,声称如果不派使团,就只有放弃澳门,派大船载澳门葡人离去。最终在1667年4月,萨尔达聂使团离开印度,前往澳门,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使团财政拮据、外交程序等原因,使团于1670年才乘船离开广州,途中萨尔达聂中途发病,10月21日死于淮安,使团由副使本多白垒拉接替掌管。 使团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极力想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而不论为朝贡国之列,赴京船上始终悬挂葡萄牙国旗,另有一面中国式黄旗,上书耶稣会士所授意的“进贺中国皇帝之葡萄牙国王大使”,耶稣会士认为,写以“进贺”的字样就意味着他们不是普通的朝贡国贡使,且他们就是2000多年来唯一一个不以朝贡名义入使中国而被皇帝接受的使团,这意味着对朝贡体制的一个转折性胜利。此外,使团进京后礼部官员问大使,为何葡萄牙国王在书信中不自称为“臣”,预先受过耶稣会士指导的回答就是,安装欧洲惯例,国王们在给其他君主写信时不自称为其诸侯,而礼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于是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都认为这是对抗朝贡体制的又一转折性胜利。但在中国朝廷眼里,葡萄牙来使与一般朝贡国无异,只不过礼部深知康熙皇帝对这个使团很感兴趣所以故意略过不表。在南怀仁等人的事先吩咐下,使团没敢提出解除澳门海上贸易禁令的要求,依旧屈行三叩九跪之礼,终败而归,还徒然使澳门居民负担经费3万余两。 3.狮子外交小有成绩 面对荷兰人日益急迫,澳葡当局一直寻找改善处境的机会。他们依靠北京的耶稣会士得知康熙皇帝有拥有狮子的愿望,随即在莫桑比克捕狮一头,于1678年进贡北京,并专备一份未封缄的国书中文译本,表文尽显葡人的谦卑。皇帝对大使、使团成员以及北京的耶稣会士表现得十分亲善,或许与狮子大有关系,但对使团提出的请求就不那么中意。最终在耶稣会士与朝廷官员多方斡旋下,1680年广东政府奉旨开放了澳门到广州之间的陆路贸易,并且使澳门在开放海禁前的1681年——1684年间独揽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这可谓是清朝前期中国皇帝针对西方使团请求做出唯一一次肯定答复,而此使团的花费只有2750两白银,即使算上自莫桑比克运狮至澳门的费用也只翻一番,比起萨尔达聂使团3万两的巨额开销,实在是成本低廉而收益可观。 二、荷兰人入不敷出 清朝前期与中国政府往来较频繁的倒不是已在澳门安身立命的葡萄牙人,而是扣关多年仍不得要领的荷兰人。荷兰人无论是占据着台湾与中国沿海展开贸易,还是被驱逐之后与郑氏继续贸易,都念念不忘获得在中国本土的合法贸易地位,甚至想获得如在日本那样的贸易垄断特权。为了与清政府建立联系,荷兰人曾于康熙二年(1663)和十八年(1679)两次应清朝之邀派船助攻郑氏,这种姿态与明末澳门葡萄牙人积极为朝廷提供大炮和炮兵抵御关外后金政权颇为类似,而这也确实为他们打开贸易大门提供了一些便利。荷兰人从1653年到1678年间,一共七次遣使中国,其频繁程度为此期其他国家所远不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荷兰人想获得自由贸易的迫切心情以及顺康时期禁海令对西方国家贸易的重大影响。 尽管付出种种有形和无形代价,面对荷兰使团表文中提出的有关自由贸易的要求,皇帝的敕谕几乎每次都是重申朝贡使团进京贸易的规定,即八年一贡且非朝贡不能贸易,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荷兰人苦心积虑的投入,却根本得不到想象中的谈判程序,甚至除了回答问题就没有机会与皇帝交谈。他们得以递上一份请求,而且明智地删除了各项抱怨,然而直到临走时才接到一份密封敕谕,还被禁止在中国境内打开。清廷这方面关心的则是完整而又正确地执行迎来、进表、进贡、宴赉、送往等步骤。 三、西班牙人浅尝即止 西班牙在1571年征服菲律宾的马尼拉之后便开始考虑去中国海岸探险,并从来吕宋的中国人那里获得中国海岸的手抄地图。但西班牙人的航海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却与1574年11月意外获得了一次绝佳机会。来自中国的海盗林凤舰队,欲攻占马尼拉而与西班牙人展开数次激战,1575年3月战败后被西班牙人围困与吕宋西岸。4月间,福建把总王望高因奉命追寻林凤的下落而帅一艘中国战舰抵达彭加丝兰(Pangasinan),就此展开明代中国与西班牙唯一一次官方接触的序幕。而后会谈商定,西班牙人帮助中国官方捉获或杀死林凤,王望高则同意从马尼拉带几位西班牙使者到福建。使团包括两名奥古斯丁会士和两名军人,另有两位随员和一名充当翻译的中国基督徒。 西班牙总督指示使者将赠送中国官员的礼物和信件带到泉州和福州,请求中国官员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并请求划定福建一个港口供西班牙人贸易,此外如果福建地方官需要把西班牙人的请求上报北京,则修士就要请求留在中国以等待皇帝谕旨。从厦门出发直到在福州落脚,西班牙使团都受到中国官方的礼遇。但当福建虚浮刘尧海从西班牙人的陈情书中得知请求后,表示自己无权决定必须上奏朝廷;最后总督召集众人决议,西班牙人不能再中国等待皇帝的决定而必须返回马尼拉。使团最终于10月底返回马尼拉,而这一离别,由于后来海盗林凤的逃跑以及菲律宾总督更替,让明代中国政府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触以不了了之而终局。 四、教皇使节遭受冷落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康熙九年(1670)夏六月条载:“意大利亚入贡”,康熙十七年(1678)秋八月条载:“遣意大利亚使臣归国。意大利亚以九年入贡,至是,召见于太和殿,赐宴遣归。上以其远泛重洋,倾诚慕义,赐赉之典视他国更优”。 除此之外,罗马教皇还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五十九年(1720)、雍正三年(1725)分别遣使来华,其中最后一次使节交付了教皇伯努瓦十三世1724年致雍正的敕书,论及雍正禁教之事,惹得龙颜不悦。雍正付来使的敕书言“使臣远来,朕已加礼优待。至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时时教以谨饬安静,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亏,朕自推爱抚恤”。 五、俄国人受挫朝觐礼仪 … Read More “第二篇 坐怀远人自满埋祸根”